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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 新闻导读：“大蒜门”事件；百亿资金的归宿；给民间资本松绑？下一站驶向何方？
如何让左冲右突的巨额民资和资金普遍叫渴的民企建立直接“供需要道”、让前者转身投入于制造业，改变浙江工业经济低位运行现状的愿景，这是浙江亟待破解的一道命题。
资金如水，逐利而行。
如今，民间资本的投资活跃度与流向，已被视为经济企稳回升能否持续的关键所在。然而，就在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间资本用触角窥探着每一个能有丰厚回报的行业时，风险也随之而来——在宏观调控的大形势下，民资在房地产、煤矿等领域的投资相继遇上瓶颈。
“怕的就是投资环境改变。”更何况，困惑、焦虑的背后，还面临着来自多方的质疑与压力。时至今日，尽管仍有不少浙商依然像蚂蚁雄兵般不停寻找高风险、高回报投资机会，却始终难以按照一条有序的轨道进行正向积累与前行。
“大蒜门”事件
11月，因为被传“能抗甲流”，小小蒜头价格顿时走出一波暴涨行情：在广州，大蒜批发价从6月份的每公斤1块涨到8块多；杭州的大蒜价格也是一路飙涨，目前仅批发价就高达每公斤10块多。而在这番令人眩目的财富神话中，裹挟5000万元游资的温州商人也再次成为焦点。
一位长期从事大蒜贸易的商人表示，大蒜几十倍上涨，除了供求关系决定之外，炒家也是重要因素。有关媒体引述业内人士的说法称：“目前有大量温州游资进入北方大蒜市场，投资人来自各行各业，例如皮鞋、五金、房地产等。”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上述消息刚一披露，就在网上引发了强烈反响，在国内颇具知名度的第一财经论坛上，有网友甚至直斥温州人炒大蒜是在“发国难财”。一时间，才在山西煤炭整改风波中惊魂未定的温州民间资本又在不经意间深陷“大蒜门”漩涡。
“做大蒜生意能赚钱，温州商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面对来自民间的诘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温州人做大蒜生意以前就有，因为最近流感爆发，大蒜属于健康食品，前景非常看好才突然热起来。”
之于下一步温州商人是否会改变投资方向？“基本是跟着市场走，哪里有利润，就投哪里。”周德文说。——诚如资本的逐利天性。
而同时，媒体也关注到另外一个细节，那就是在这些放大了市场供求、推动蒜价暴涨的游资间，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山西的浙江籍煤老板——正如先前周德文所言，折戟沉沙之后，那些黑色资产所变身出来的数“亿”银行存款，同样也在小心翼翼地窥探、寻找着每一个可能“逐利”的机会。
这中间，介入大蒜市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百亿资金的归宿
此前据估计，由于山西煤改，浙江籍煤老板的变现资金至少将达到数百亿元。导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撤离的民间资本中，仅有较少的一部分回头再次投入煤炭行业，更多的民间资本则流向了其他行业。
苍南人金茂林至今在襄汾仍拥有一座30万吨的煤矿，但早在一年前，他就将手里的另外几座煤矿出手，转行主做养殖业。
金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禽业公司，投资生态肉鸭养殖及深加工项目。如今，他的标准化种鸭厂、冷冻加工厂、饲料厂、羽绒加工厂等陆续投入运营，完整的生产链条初具规模，很多失去煤矿的煤老板也成为了他的养殖户。
“虽然利润不能和做煤的时候比，但也算找到了一条生存的路子。”他说。
农业之外，在房地产持续火热的背景下，煤老板也成为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各大售楼部的常客。导报记者了解到，位于杭州钱江新城的几个高端楼盘，今年以来就接待了不少来自山西的浙江籍煤老板。而最近，周德文也正忙着带几位温州煤老板在浙江上虞、慈溪、仙居等地考察。“主要是针对这几个地方的工业园区、房地产等产业进行一次全面了解。”
然而，尽管有的已经着手寻找新投资目标，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有不少煤老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黄长荣曾经是温州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上世纪90年代，他用积攒多年的资本买下了山西阳泉的一个煤矿，折腾十多年后，黄积累了亿万身家，但眼下似乎好景不再。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了。”他说，自己已经不可能从头开始创业，目前又找不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渠道。
“经过山西这次教训后，现在很多人都拿着钱不敢动。”周德文说，银行的存款大幅增加就是佐证。“但温州人的投资热情还是很高的，找项目的眼光也很敏锐。只是接下来会更加谨慎，更多依赖政府引导和社会力量的引导。”
对此，他认为“国29条”中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设置金融机构的明确表态不啻为一个契机。
给民间资本松绑？
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29条”)出台，其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一点更被视为对民间资本的松绑之举。
专家认为，文件传递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中央政府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鼓励和动员民间资本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而在浙江，众多民间资本早就对这个“突破口”跃跃欲试。
“如果没有发展可能，你准备做什么？”电话采访中，导报记者问李多友。“小额贷款公司。”他笑着回答。李是苍南一家印刷公司的老板，他告诉记者，自己的一些朋友在做小额贷款公司，据说做得好的话，整体利润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如果获得乡镇银行的资质，产生的利润更高。”他说。
然而，一个现实是，之于目前民资丰富的浙江，小额贷款公司无疑“僧多粥少”。导报记者从温州银监分局了解到，温州市民间融资总额每年约为2200亿元。按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最高额每家2亿元来计算，温州全市16家小额贷款试点公司可以利用的资金仅为32亿，不及民间资本的一个零头。
因此，在周德文看来，下一步关键还是要“扩大试点的范围”以及“尽可能地将一些地下钱庄合法化”。
李多友认为，目前中央政策很明确，就是放开让地方去做，只是考虑到种种原因，地方政府可能还会有一些顾虑。但他个人的观点是，小额贷款公司就应该放开，并且越多越好——因为“只有充分竞争了，利率才能够充分地反映市场。”
下一站驶向何方？
但现实和理想之间似乎总存在着矛盾。
当前的种种迹象表明，由于进入资源、金融领域的期望落空，以及外界对于“炒”房团、“炒”煤团的质疑和压力，相当一部分浙江民间资本正以更为快速的步伐迈入资本领域。
在温州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市区新房均价已逼近同一时期的上海内环以内新房均价，房价之高在全国遥遥领先。其一片繁荣的背后，民间资本的作用若隐若现。据统计，仅温州地区在房地产市场上就至少有1000亿的民间资本进入，并且投资数量还在增加。除此之外，台州、义乌等地的一些民间资本也均在不断物色值得投资的房地产项目。
又比如期货市场，一直负有盛名的“浙江帮”依旧沿承了以往的主力地位，有关浙商大量囤积单位价值高且储藏方便的电解铜、镍块、黄金之类的传言也是不绝于耳。
业内人士在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金属期货成为浙商资金的主要“避风港”之一。像做低压电器起家的天正集团，涉及房地产业、制造业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在这波危机中，已将几十个亿的资金转战到资本市场。
此外，民间资本在股权投资方面也不甘落后。导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浙江的创投机构总数占全国的14.6%，仅温州资本成立的创投基金数量就有300多个，投资总额高达1500亿元。
但与上述民资前赴后继奔向资本市场的热情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下，来自浙江省经信委不久前的一份问卷调查表明，当下浙江民企的生存依然艰辛。
抛开冰冷的数据，政府始终希望民间资本能顺利接好经济复苏的“下一棒”。
一些专家也认为，让左冲右突的巨额民资和资金普遍叫渴的民企建立直接“供需要道”、让前者转身投入于制造业，改变浙江工业经济低位运行现状的愿景，这是浙江亟待破解的一道命题。